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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贫困的社会团结和组织能力建设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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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佚名 文章来源：本站整理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08-9-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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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现代法治社会，权利边界在很大程度影响着资源和机会的可获得性，并进而制约着人们的可行能力和经济福利的提高和改善。本文对投资于穷人的社会团结和组织能力建设进行了论述，指出应努力改善穷人与政府、其他阶层和穷人自身之间的关系，使穷人拥有权力和权利，提高他们的政治谈判能力和市场进入能力，从根本上切实改善他们的处境。 关键词：贫困 社会团结 权利 gw9080.com公&-文'有-约 贫困的内容不仅包括较差的经济福利，还包括自身脆弱的可行能力、缺乏权利和被社会遗弃的感觉。在现代法治社会，权利边界在很大程度影响着资源和机会的可获得性，进而制约着人们的可行能力和经济福利的提高和改善。而主体的权利边界受制于主体权力的大小，穷人们的生活经历反映出不同社会集团之间存在着根本性的权力不平等，同时，穷人因血缘、地缘形成的非正式社会网络及组织仅仅发挥着生存资源的功能，而不是成为争取和维护权利的政治力量，从而使得不利的社会规范和制度成为他们摆脱不幸生活、提高自身地位的最大障碍。大量事实证明，组织程度越高的社会团体，政治谈判能力越强，因而在制度选择和利益分配中占有优势。穷人的经济和社会活动具有分散性特点，组织化程度低下，而社会团结又是组织形成的基础和必要条件，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社会排斥的强度。因此，投资于穷人的社会团结能力，努力改善穷人与政府、其他阶层和穷人自身之间的关系，使穷人拥有权力和权利，提高他们的谈判能力和市场进入能力，并能够参与和影响地方以及国家的决策制定，从根本上降低穷人与市场、政府对话的成本，以切实改善他们的处境。 gw9080.com公(-文'有-约 同非政府机构合作以提高穷人的社会团结能力 帕金（Parkin）1974年在《阶级形成中的社会封闭策略》一文中明确提出社会团结和社会排斥是资源和机会获取的两种基本策略。而社会团结是被排斥群体的一种集体性反应，通过向上施加压力，对现行的分配系统和社会秩序构成一种潜在的挑战，以政治动员获取各阶层的支持，提高该群体与市场、政府讨价还价的能力，打破社会封闭，从而使资源和机会能够流向该群体，以改善现有的社会分层秩序和分配格局。也就是说，社会团结同制度一样，也可以看作是资源和机会的一种再分配机制，只不过制度是“自上而下”的一种机制，社会团结则是“自下而上”的分配机制。 资源和机会的“渗入量”取决于社会共同体内部社会团结的强度和效果，它不仅依赖于被排斥群体内部的社会组织能力，还依赖于被排斥群体与其他社会阶层的联系程度。但不管是内部的组织，还是外部的联系，社会团结都不是自然而然的，它需要社会成员具备一定的品质，如相互信任、相互依赖、彼此认同、积极参与、改善自我意识、集体观念等等，也唯有此，社会团结的目标才有可能实现。 对于我国大多数农业型农村地区来说，革命运动的冲击和市场经济的渗透，导致农民的团结合作能力很低，农民原子化则是大势所趋。提高农民的团结合作能力，不仅仅是一个制度问题，而且涉及到诸多更为根本的方面，如观念、行为、知识等方面的改变，即如何使农民由传统人向现代人转变，因此培育农民的团结合作能力是一件艰难而需要时间的事情。不过，越来越多的实践表明，非政府组织和社会团体在提高穷人的社会团结能力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例如，非政府组织在巴基斯坦的“康米拉试验”就为农民由传统人向现代人转变提供了一个成功的实践范例。所谓“康米拉”试验是Akhter Hameed Khan 为解决乡村落后问题而在孟加拉国康米拉地区实施的一种专门为农民设计的综合性计划。通过巴基斯坦乡村发展学院这一计划改变了当地居民的境况，使以前孤立的农民因为共同的需要有可能参加到合作社团，并提供多种多样的机会让人们参与地方事务，此外，还尽可能将他们联系到一个更为庞大的有效的组织网络中，最终使人们获得新的知识和观念，激发了人们彼此之间相互依赖、相互信任，培养了他们的参与和团结意识，并能够从组织中获取各种资源。美国阿列克斯·英克尔斯（Alex Inkeles）和戴维．H．史密斯（David H．Smith）在考察了该试验所有的证据之后，得出如下结论：即使在最为人所忽略的落后乡村之中，通过引入正确的社会组织，也可以刺激成年农民们在其态度、价值知识和行为方面有基本的改变，而且这种改变是很迅速的，说明在社会试验与改革计划之中产生创造性和人道的社会变迁是可能的。 gw9080.com公-文''有-约 我国“十一五”规划开局之初，中央政府提出并实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发展战略，这对中国农民和农村来说无疑是件好事。但必须注意的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能否真正取得成功，并不仅仅取决于国家的发展战略、政府的长期支持、政策的正确实施，还取决于民众对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认同。毕竟，我国国情有了很大变化，尤其是在城乡差异方面，况且，在当今商品经济和物质主义膨胀的时代，农民的日常生活是否仍旧还能够保持“消遣经济”，而非“消费经济”？如果农民的日常生活属于“消费经济”型，那么，提高农民收入才是问题的关键，就此而言，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核心应该是促使农民由传统性向现代性转变，顺利实现农民的地域和职业转移，以达到减少农民、富裕农民的最终目标。 在社区发展中培养穷人的社会组织能力 在扶贫过程中，我们应该把关心的问题转向贫困人口的真正需要上来。很长时间以来，我国主要采取现代西方干预主义发展模式来缓解或消除贫困，即先通过经济增长再由政府干预收入再分配来实现国民福利的均等化。进入90年代以后，参与式社区管理的实践在直接支持贫困农户和有效利用扶贫资源方面，显示出了极强的生命力。 例如，云南剑川县象图乡3000米高山的白族大满山红山寨，在乐施会发展基金的支持下，社区经济水平和寨民生活都得到了较大改善。而在乐施会社区发展基金之前，当地政府也搞过小额信贷的扶贫项目，但效果并不理想。社区发展基金效果之所以好于政府小额信贷，原因在于：村里有一个村民选举产生的社区发展委员会，社区发展基金由村民们自主管理，村民在决策上具有发言权，何时贷款、如何使用、何时还贷、到期不还款如何处理、利息标准如何定等问题都是由村民们自行商议决定。结果社区发展基金的利息比政府小额贷款的利息低好几倍，贷款还款不需要托关系，既方便又透明，利息收入由社区发展委员会组织村民讨论其用途，如公共服务设施的建设。另外，中国农业大学国际农村发展中心（CLAD）与延庆县政府共同实施的社区参与式扶贫也成功地提供了农民参与决策与实施的实践经验。很多国家的研究也都发现，人们普遍相信只有他们自己的组织才是最能反映他们的需要、最能代表他们的利益的。而且穷人经常感到他们被迫参加政府的项目，但在实施项目的时候，却被排除在外，所有援助活动的实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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